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党和法的根本一致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统一性。

[49]凯尔森最早于1923年的《国家法学的主要问题》一书中采纳了该理论，随后在《纯粹法学》一书中加以深化。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社会保险法》。

法律形式就是法律语句的表现形式（Rechtssatzform）。但是一方面，这犯了前述的将立法审查权等同于废止关系的错误，另一方面，《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如，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公共利益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土地管理法》第45条中就列举了各种类型的公共利益，而《土地管理法》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See Roberto J. Vernengo, Kelsens Rechtss?tze as Detached Statements, in Richard Tur William Twining, eds., Essays on Kelsen, Clarendon Press,1986, p.99-100. [45]Vgl. Adolf Merkl, Prolegomena einer Theorie des rechtlichen Stufenbaues, in: Alfred Verdross (Hrsg.), Gesellschaft, Staat und Recht: Untersuchungen zur Reinen Rechtslehre,1931, S.252. [46]Vgl. Robert Walter, Der Aufbau der Rechtsordnung: Eine recht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 auf Grundlage der Reinen Rechtslehre,1964, S.56. [47]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定不同，法律规定是指带有法的性质的个别规定，它是规范的一部分。[24]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行终463号行政判决书。

对此，笔者认为，宪法作为价值秩序和宪法作为框架秩序这两种学说无法简单地判断谁对谁错。相同位阶说的核心论据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同一个机关，但这不符合《宪法》第57条对两者的定位，该条第一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从实质要件上看，无论是对农产品地理标志还是葡萄酒，大体上有权机关主要考察特定区域特定产品和特定质量和声誉之间的关联性来确定地理标志。

也正是因为地理标志是一个既定客观存在的法益，商标、企业名称、动植物名称这些基于创设而形成法益的权利或者相关制度都应对地理标志进行避让，对其为在先权利予以消极保护，在商标注册、企业名称登记和动植物品种名称命名过程中，应对客观上存在而又有保护必要的地理标志予以排除。确定地理标志还要明确其代表性产品的地域性。地理标志保护本质上仍然属于民法上的私权范畴。为此，通过专门法予以保护就有了客观的需要。

其中，特定质量是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特殊法益的客观物质基础。加入TRIPs协定后，对合法有效的地理标志提供法律保护，亦是我国作为TRIPs协定成员国的义务之一。

这也是地理标志作为集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依托。和普通注册商标以及非注册商标不同，对于可能导致混淆或误认的虚假来源标记，任何利益相关人都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的。地理标志保护的特殊法益显然不仅于此。从TRIPs协定规定看，保护地理标志的法理基础也是防止假冒。

当然，也不乏尽管仍然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但已经演化为通用名称的地理标志名称。这两种情况中，尽管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仍然存在类似商誉的观念，但已经缺乏具体产品的依托，导致了地理标志名称的虚化和抽象化，没有保护的必要。明确专有权的条件和范围既可以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也可以避免不应该纳入排他性权利保护的领域保留在公共领域，避免不当的独占。地理标志产品的客观基础是特定地域、特定质量，二者均不能脱离特定的地域而存在。

而一旦将其作为专有权进行保护，按照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原则，就需要对其进行确权，从而实现公示以及排他性保护的法律宗旨。另一方面则是地理标志产品认定的标准，包括申请人主体资格、地理标志所标示的生产地域范围、地理标志产品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与地域自然人文因素的关系等。

主观关联的观点认为质量中性，无论是仅与产地自然因素还是仅与人文技艺相关的产品，甚至与自然、人文因素均不相关的质量中性产品，只要具有与产地相关之声誉，均可受到地理标志保护。由此，利益相关人有共同维护其商誉的责任，亦不得擅自扩大生产地域，从而将这种特定商誉置于风险之中。

特色质量的存在的同时只有在特定消费者群体中形成普遍主观认同，形成特定的商誉，才能具有地理标志保护的法益。这种关联是客观的、自然形成的，而非主观上强加于人的，特别是和普通商标要通过产品推广、广告宣传建立与商家的关联完全不同，并非基于声誉而形成的。一方面，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禁止有误认为他人的商品、营业活动、商品原产地等活动，日本明确将虚假标示商品产地的行为明确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在商品、服务及其广告中、或者在交易所使用的文书或信函中，对商品的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信息标示的行为。这一特殊法益来自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色质量，同时也来自于特定地理区域。一种理解认为，地理标志的关联性就是消费者将特定产品与特定产地相联系，它存在于消费者认知中，此为主观关联性。就主观关联性而言，实际上是以反欺诈作为理论基础的单纯竞争法上的法益，这也即前文所述产地标记等一般性法益。

同时，特定的地域划定也基于人文因素的独特性。在地理标志确权过程中，关键是从市场上甄别地理标志的实质标准如何划定，这首先要明确地理标志需要保护的特殊法益何在。

由于美国法律实际上仅立足于禁止假冒和欺骗，因此，其制度仅关注产品来源和市场主体所在地与带有地理标志的商标的真实性，并不关心产品本身（例如其生产环节与特定地域的关联性，特色质量与特定地域的关联性等等），对地理标志的特殊法益并没有足够的保护甚至没有保护，主要是通过在商标注册的审核过程中审核来源是否真实来对地理标志予以消极保护的。一种质量受到广泛认同的工业制成品，由于其声誉并非来自特定质量，也没有地理标志保护的法益基础，而只能通过竞争法保护自己的一般性商誉不被诋毁。

根据这一规定，假冒产地标识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地理标志引发的联想既包括产品，也包括产地以及特色质量，而不是仅引发与特定生产者或者地域的联系

在当代中国，深刻认识法治现象的政治属性，对于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意义重大。与此相适应，法律调整体系日趋完善。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在西方法哲学思想史上，围绕法的现象的存在问题或本体论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法哲学流派。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不少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基本原理，将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说成是狭隘的或单向的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试图抹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超大型东方大国，政府推动与社会演进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法治发展的强大动能。

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诚如马克思在其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坚定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实行法治的社会条件下，在法律调整的规范性中，授权性因素居于主导地位。

这些具体过程尽管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个法治实践过程（从立法、执法到司法）都需要遵守严格而合理的程式，并且每个环节或过程都要致力于实现社会与法律正义，为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确立法治运行准则。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些丰厚的治国理政的理念与经验，不仅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结晶，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趋向，成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文化沃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底蕴，塑造着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的鲜明品格。

三、法治现象的政治属性 法治现象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作为一种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既不存在于黑格尔的所谓自我活动之中，也不存在于费尔巴哈的所谓人本身的感性对象之中，而是直接地诉诸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亦即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存在。

正是在这里，集中体现了文化对法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政策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

法的现象绝不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孤立的神秘的事物，而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这一关乎法治的政治性质的重大问题上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进程的顺利推进。